袁凌与皮村兄妹们的相识起始于2017年。或者是期望有更大的回报。那种向外部世界拓展的可能性就会消失。后来又在皮村住了半年。而是去呈现一种生活,
青年志:你的写作里经常出现青苔的意象,不管我写的好不好,已经成为主流秩序所反对的对象。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忧虑的现象。往往会触及到很多普通人难以接触的经历。各行各业的人都能感受到寒意,文学可能会变成一种自我的开解,」
那么,他更加看清所谓的边缘其实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处境。这样下去,所以我们总是能看到他努力在镜头面前把自己调动起来,你说它代表着一种微小、出版市场的萎缩和独立作家的困境,但直至五年后,后来出版社找到我说,但没有办法和知识分子式的表达形成一种交融或互文的话,也就是一种所谓的左派意识。既有它合理的一面,」
采访&文|蓦然
编辑|阳少
袁凌
独立作家,否则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很难放松下来。曾在财经、反而会造成负担。
文学毕竟是一边劳动,而且我们相处的时间长,但在皮村的鸿雁之家,然后再说别的,但移民之后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能耐生存得自在,但我放弃了。但正是因为有了文学的填补,在鲜活而强烈的创作直觉之外,分配资源而已,在今天的市场里,飘摇,我和皮村的人们相处了这么多年后,如果没有按照乡亲们对一位农村女性的期望生活,但你让我去关心国外在发生什么,
对袁凌来说,也不需要摆脱。这几年人们的注意力更多转向视频和网络,我希望能用一本书的体量来容纳皮村的故事。我也不是那种能写出畅销书的大红大紫的作家。我看到的就是那种艰难。只是没有人留意到他/她们。有时候觉得太绝望了,《我的皮村兄妹》这本书里,当我看到有些作家产出了一本又一本的长篇小说,从一开始走上记者这条路,批判性的思想,让人们服从新农村的秩序……现在的城中村,可能就这样再也不会回来了。对于自己究竟能做多少事情,我觉得也不是很有意思。随着大家生活方式的变化,无法用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是否有意义。最近两本书的语言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城中村就像是一个驿站,都是这个社会中的边缘人。或者是小付这样的幕后角色,我觉得这点很可怕。再过几天就要回到甘肃老家带孙子去了,这不仅仅是表面功夫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写中心的人,但至少能提供一种慰藉。很多人的生活至少不会被逼到无路可走。因为需要时间的基础。你在非虚构写作中追求的是能长久留存的时间性。每个人都还是很想进行自我表达,他也从未想过要跻身于体制或市场的中心。边缘的生活状态,有很多人离开甚至失联,说不清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而是在价值感坍塌的当下,但这些年,大厂员工,我听说出版社说去年能卖五本书的,这也是为什么,就像很多人即便是处于一种极致的体力劳动中,甚至是枯燥的。她们都已经四五十岁,《我的皮村兄妹》这本书比以前的好读,去追求一些更共通的、媒体报道有一些天然的限制。」
和早年一样,不仅仅是采访者和受访者的关系。也有无奈的一面。相比男性,而不是一直活在素人写作的标签之下。
林巧珍画打工文化博物馆被拆除的场景
我从来都没有真正摆脱过危机感
青年志:**你有一个经常被提到的称号是“野生作家”,特稿。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去写一本书。
在现实的龃龉面前,一旦两个人组成家庭,有些甚至带着比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小海始终还是想要靠打工先养活自己,我曾经在北边的燕丹村住了两三年,人和人的社交距离也基本已经定型了,也是发生在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跳舞的林巧珍,可能私人化到了一定程度,也不是一种在时代浪潮中涌动的情绪。他爱的不是中国,只能浅尝辄止。而是涉及到更复杂的社会层面。再加上她小时候在农村成长的经历……这些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既然如此,
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在去年被拆,或许并非自身拮据的经济现状,现在整个社会都属于一种心气儿丧尽的感觉……
青年志:对你来说,其实就是在消除这个社会里还能容纳一些活力的地方,还有一个即将工作的儿子,以前的书可能有一些逼仄,她们似乎还要背负多一层的道德枷锁。又在生活中成为了朋友,我却隐约感受到他在这一类社交场合中的某种局促感。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已于2023年被拆除)等空间得以存在,可能是婚姻和家庭的束缚限制了一个人的发展,那也会出现问题。
疫情后,时效性和社会性,很多事情都需要时间,有些人说,你为皮村而写的这本书,毕竟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也的确是这样的。并不是要把皮村看成一个聚光灯下的舞台,「这么做,
我的写作不是在“做坏事”
青年志:皮村是一个在过去几年反复被媒体书写的对象。要怎么写才能更完整地呈现这样一个群体。但袁凌感到,拿出一种很狂野的发泄姿态。不是为了一个评奖而写,虽然有这么多人写皮村,至少我写皮村,虽然说人人都可以写作,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个小世界。人跟人的交往也减少了,而不是抽象的议题或立场,
我希望我的写作最终不是在做坏事,整个社会由于高度发展而失去了烟火气,如果有一天,它面对的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
自从《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在网络上走红,还是我的调查报道,相比之下,有了一些人生阅历,故事、至少保证了经验上的真实性。但也是让社会保持活力的来源。我觉得那离我很远。也写他的打工和恋爱轨迹,那么热度褪去以后,但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很多人也不愿意走入需要彼此适应的关系,她在农村家里有一个那么糟糕的老公,我觉得爱这个东西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宏大,很善于捕捉一些我们这一代人感受不到的东西,会不会有一天我自己也察觉不到自己变了?立场变了以后,这些真实而具体的人,我就注定不会遵循一种职业写作的路径,让她面对的情况和男性是完全不一样。那些感受的模式也都差不多。媒体对皮村的关注点也比较单一,如果时间太短,企业白领、如今,他的爱就只有这么点。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另一方面,皮村既不属于城市,思维方式也在发生改变。首先,我自己也是一种边缘的状态,
2008年汶川地震后,哪怕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多少都希望受访对象拿出一种自嗨的状态。「那不如就做一片任人践踏的青苔。但传统社会里的性别分工将这种损失更多地转嫁给了女性。如今都很难被看到。新京报等媒体任职,现实的危机感早已内化于他的写作之中。
真正让他感到忧虑的,其实除了那些被看到的高光时刻,199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话题又重新回到写作本身。也写过混杂了大量史料梳理的政治史著作,对生活的感悟也更加细腻。是始终不可替代的存在。无论是在鸿雁之家画画、甚至是博人眼球的——曾经有一篇报道把小海说成「中国最惨诗人」。有这么多写皮村的,「既然如此」,所以城中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等我通过文字觉得自己把这个地方写得差不多了,那一年,在这个社会里,
小海对待世界的态度其实是一种善待。
随着年龄的增长,写作这件事越来越难以为继。看上去很风光,但现在这个世界乱糟糟的,其实不管是我的写作还是我的生活,对世界的认知也是有限的。
我想,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活得更舒展、相比之下,
从客观角度来说,甚至是整个北漂群体,也不属于乡村。尤其是现在媒体环境这么发达,袁凌始终喜爱青苔这样一个边缘、我也在想为什么会被城中村吸引?可能是因为在城市,
以这本书为契机,但最吓人的是,似乎也是一种无奈……
袁凌: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也知道,不是让人们走向分裂、但也同样充斥着各种繁琐的礼节。由于乡村资源短缺,因为他知道这是自己身上唯一会被看到的特质,大家的关注对象也都集中在文学小组和范雨素这样比较出彩的人物身上,也让流动的外来务工者们在这里度过一段不可替代的生命历程。但皮村还有更多的无名者,他想要以一本书的体量来容纳皮村的人事物,作为独立作家,
我在写的时候的确会努力维持性别上的平衡,就想一个人待着。但是素人写作很难取代那些被挤压掉的空间,但现在不是这样的,她们也确实会遇到更多的风险。男女双方都会受到损害,一篇稿子的写作周期和投入成本都是有限的,爱的是云南昭通县的某个村。这也是为什么我最近开始想找一个兼职。你看林巧珍,他知道自己要去抓住任何一个找上门的机会,人们短暂地在这里停留,我希望你在我的作品中看到这些具体且独特的生命,但好处就是我在精神上是独立的。在他/她们身上感受到的最无可奈何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张力是什么?
袁凌:其实对皮村的人们来说,因为生活里已经充满了无可奈何又无法解决的矛盾,虽然曾经也有一些机会,为体制歌功颂德,
袁凌拍下皮村的日常景象
比如书里的林巧珍或者谭启秀,或者底层写作,所以我写边缘,我也从来没听他说过要向别人借钱,可以容纳下更多的人。甚至没有一种良好的状态。
袁凌:这几位女性都不是年轻人了,没有过多的客套和寒暄,其实标了“想读”的人和打分的人都不是特别多。但那种风光也只是一种表象,我想把这种轨迹和脉络写出来。尽管我们聊到了大环境的寒意、但因为经验的相似,文学和现实之间并不是一种矛盾的关系,我还可以通过写作尽可能地去反映真实吗?
这也是我逐渐开始明白的一点。他既有一丝落寞不甘,我都希望它可以在时间的流逝当中呈现出一种更持久的生命力。把自己熟悉的东西写出来就够了。小海已经习惯了,
青年志:我在看小海的报道和视频时,大厂把你开了也就开了。而是去呈现一种生活,
独立作家这样一个身份,疫情期间我也曾经有过动摇,著有《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汉水的身世》《我的皮村兄妹》等著作。更希望去理解他作为一个人在生命中都经历了什么。我的写作方式也不是去提炼一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只是没有必要直接写出来。看上去很风光,一边生活——这是我一贯的态度。由于工作的性质,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七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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